2020年11月9日下午，由学院主办、社会学系承办的“太阳成集团社会学高端学术讲座·民俗学系列”（第1讲）在图书馆会议中心一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副主任王晓葵教授主讲“知识论与民族志方法——以记忆研究为例”。孟令法老师、王璐老师、王惠云老师以及社会学研究生、本科生百余名师生共同参与。副经理侯明喜主持了讲座。
经典民俗学通常并不将灾害这种偶发事件纳入研究范围，但当这种偶发性事件通过民间记忆转换成持续不断的传承行为后，就成为民俗学所关注的对象。作为关注人民日常生活的学科，灾难这样的社会重大议题无疑值得民俗学探究。对此，王教授以2020年新冠疫情为切入点，将记忆研究作为主线，从民俗学的基本方法、默会知识的价值与意义、新冠肺炎事件的民族志以及如何提出一个民俗学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此次讲座。
王晓葵教授正在进行讲座（2020级社会学硕士生李影 摄）
王教授首先结合自身学习经历，梳理了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他讲到，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北大歌谣运动的兴起及持续息息相关，而“歌谣运动”要求研究者们用传统文人所不太习惯的田野调查方法到乡土社会采集民间口头传统，因此民族志方法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研究所必备的基本方法。
一般认为，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最核心区别表现在人类学的重点是理解他者，而民俗学主要在于省察自我，前者向外后者向内，但两者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则是相互交叉的。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所面临的通常是一个无文字的沟通体系，为了在这样的沟通体系中准确把握当地民众的文化逻辑，研究者需要与当地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实际中去，并在参与生活的同时以人类学的视角去观察其行为逻辑，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通常也会以这种方式来阐释自我生活。
总体来说，民族志方法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景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及行为模式等。对此，王晓葵教授以《酉水流域土家族民俗志》一书为例，对民俗志的写作方式以及内容展开了详细阐述。他讲到，民俗志是对区域民众生活的整体性描写，但在注重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并未以具体问题作为行文主线，因而只是一种生活事实的分类呈现，但这类民俗志同样具有价值——至少记录了当时当世甚至记忆中的传承性行为，而这对今世和后世之人理解前世奠定了资料基础。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对日本村落进行此类民俗志书写的过程中，也曾遇到对其社会价值的询问。对此，柳田国男认为对琐碎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记录，是了解日本人心性的基本素材。可以说，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通常是重要人物以及相关大事件，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常常被忽略于相关叙事。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认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极有意义的客观存在，且是了解一个族群之心与魂的重要源泉。王晓葵教授提到，在汶川地震后的灾区重建中，符合科学逻辑的抗震新宅为何屡遭灾民抱怨，恐怕只有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能了解背后的缘由——失却了既往生活的关系性。同时，田野民俗志对当地日常生活情景的记录则是独一无二的，多年之后便是他人研究当地生活史的重要文献之一，这也是民俗志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默会知识的价值与意义
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认为，精确知识的运用和学习是某种个人化的技能或技艺，知识的掌握和学习需要个人对传统规则的某种难以言传地遵从、信任、模仿以及领会，而个人化的知识可以通过默会共享为社会共识。王晓葵教授从梅兰芳京戏表演艺术的传承引出默会知识的概念，他提到只有深入观察或参与了梅兰芳先生艺术生活的人，才能更为有效地继承梅兰芳先生表演技能的精髓，因此默会知识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却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共识。
面对灾害时，民众的防灾应对也离不开默会知识的应用。可以说，应急防灾的能力是由个人的防灾知识和防灾体验等的于自身日常生活的内化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地方官员由于处理不当而受到处罚，但其处理方式却是符合其自身行为逻辑的。这充分表明，每个人的行为在自我认知框架中是合理的，之所以之后对其行为以及相应结果的分析认为是荒谬的，是因为研究者拉开了时间维度并获得了更多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信息，从而发现了其行为逻辑的合理性是限制性的。
王晓葵教授认为，一切应对灾害的方案都无法涵盖所有突发情况，执行者需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则建立在对现状临场感的想象力基础上。灾害袭来之时，防灾预案或应急预案中所设置的很多措施均需在现实情况的考察中加以动态施行。实际上，能够良好应对灾害的群体往往都是掌握了默会知识的人群。灾害民族志所注重的恰是还原当地民众在灾害发生时的限定合理性构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那些“荒谬”行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逻辑，并由此完善灾害防治系统的设置，而灾害民族志的撰写意义即在于此。
在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已在大部分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形式的（传统）知识即使没有被消灭，也极大地被体系化的、客观的、社会性的、理性的、数据化和表达明确的科学知识所替代，但与之相对的，主观的、个人的、情绪的、感性和非数据化的默会知识也依然有必要得到重视。对此，王晓葵教授用四个引人入胜的案例，即（1）在灾后重建的住宅问题解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灾民物质需求满足和对其精神需求忽略的矛盾；（2）消防人员在灾害现场灭火时，如何应对灾民的求助问题；（3）在东日本大地震灾区之一的气仙沼地区，其灾后“千年一遇”防潮堤建设与其居民“和大海共生”日常生活感之间的对立矛盾；（4）气仙沼和石卷两地出租车司机对“幽灵”事件的叙事所呈现的记忆“关系性”现象，说明了默会知识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际作用，以及灾害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
三、新冠肺炎事件的民族志以及如何提出一个民俗学问题
王晓葵教授PPT（2020级社会学硕士生李影 摄）
王晓葵教授指出，“灾害民族志”的目的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即（1）从受害者和救灾者的视角来描绘灾害的整体；（2）从现场相关的人们口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获取他们的体验；（3）通过系统整理受灾者和救灾者眼中的灾害图景，更深入理解灾害；（4）通过揭示灾害现场的“无言之知”和“默契”，来实现更有效的灾害对应策略；（5）明确灾害现场的人们在解释自己的体验，采取社会化行动时所依据的知识体系；（6）把受灾者和救灾者的灾害认知，转换成不在现场的人们可以理解的知识体系；（7）让没有灾难体验的人们，抛弃灾难旁观者的视角，改革无意识中形成的对灾害的刻板印象，真正认识和了解灾害。
就“灾害民族志”的制作而言，王晓葵教授认为可由以下三个主要步骤构成，即（1）选择访谈对象；（2）访谈时的要件，包括①下次发生灾害时，你一定会做的事情；②下次发生灾害时，应该努力做得更好的事情；③下次发生灾害时，绝对不能做的事情；④决策决定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等问题；（3）访谈之后的工作，即文字化整理。
随后，王晓葵教授介绍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灾害民族志研究工作情况。他指出，这项工作首先要通过对新冠疫情相关文献、纪念设施和遗址、口头传承、“祭祀”与“纪念仪式”、口述访谈以及网络等公共媒体中的灾害叙事等资料进行整理收集，建立新冠疫情的灾害记忆资料库。具体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即（1）关于新冠疫情的口述史及表象物，即对新冠疫情的灾害记录，其中包含“人的生命史”（如患者、医者、家属、公务人员、特殊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普通民众等）和“物的生命史”（如口罩、防护服、消毒物品、药品、电梯间的纸巾等相关故事以及纪念碑、纪念馆、遗址等对灾难事件有明确记录及纪念意义的物品和场所等）；（2）通过国家、社会及民众三个不同层面的防疫记录，形成新冠疫情的灾害记忆，并由此分析疫情期间的“生命救助”“医疗救护”“生活延续”以及其他（如教育、道德及通讯等）社会问题；（3）在灾害民族志形成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中凸显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具体包括新冠疫情中的防疫手段、信息传递、就医困境以及社会捐助等问题，从而达到传承灾难记忆并由此推进大众正确认识灾难的实用性目的。
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就如何提出一个民俗学问题，王晓葵教授从文献阅读这一基础能力的培养讲起，详细阐述了如何选择合适的阅读书目、研究问题与研究主题的区别、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研究问题的来源以及选题标准等问题。
四、互动与总结
同学提问（2020级社会学硕士生李影 摄）
合影留念（2020级社会学硕士生李影 摄）
在互动环节中，侯明喜副经理首先对王晓葵教授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民族志方法作为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教授的讲座不仅从理论层面提供了认识这一方法的路径，更在相关案例以及正在进行的疫情民族志活动的介绍中，为我们更好理解这一方法的运用模式奠定了基础，也能让员工能更深入理解民族志方法的社会意义。随后，民俗学教师王惠云博士就访谈过程中出现的个体化记忆如何处理问题与王晓葵教授展开讨论，部分同学也结合自身田野调查经历和学习思考，对田野调查中的一些实际操作问题以及质性研究方法在预测性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向王晓葵教授进行了咨询。此后，公司民俗学教师孟令法博士对王晓葵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同时也与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以说明民族志方法的复杂性及其对理解社会的重要性，并再次向王晓葵教授的到来以及倾情讲授致以诚挚谢意。最后，本次讲座于在场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讲座结束后，王教授与本院社会学系民俗学教师就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发展和公司产品进行了深入交流。副经理侯明喜、社会学系主任罗兆均博士、陈洪东博士等教师及部分员工参与了交流活动，王教授就公司民俗学学科的特色研究方法及研究生人才培养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建议。
（民俗学研究生向通、王伽羽梓供稿）
